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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加征關稅是糟糕的政策安排?

時間:2019-06-09 23:46:01    來源:淘寶貨源網    瀏覽次數:    我來說兩句() 字號:TT

  原標題:為什么加征關稅是糟糕的政策安排?

  作者: 楊燕青 劉昕

  簡介:在中美正在演進的圍繞貿易和科技的競爭和沖突中,關稅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來看,增加關稅壁壘在現代經濟的語境中是一個十分低級和極其糟糕的政策安排。

  2018年3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公布了針對中國的“301調查”的最終結果,并以此為依據發起了針對中國以關稅為主要工具的貿易沖突。截至目前,美國已對中國2500億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了25%的關稅,另有約3000億美元的商品是否加征關稅還在未定之中。

  在中美正在演進的圍繞貿易和科技的競爭沖突中,關稅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來看,增加關稅壁壘在現代經濟的語境中,都是一個十分低級和極其糟糕的政策安排。

1.國際貿易理論共識

  基于過去200年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實踐,現代國際貿易理論成功地論證了全球范圍內經濟學家已經將其理解為常識的幾個基本結論:

  第一,赫克歇爾—俄林理論(H-O)及其發展學說認為,資本相對充裕的國家出口不同/同種產品中資本密集的高質量品種,勞動力相對充裕的國家則出口不同/同種產品中勞動密集的低質量品種,從而形成產業間和產業內的貿易模式。

  第二,薩繆爾森(Samuelson)在H-O模型的基礎上,論證了國際貿易對各國收入差距的影響,赫克歇爾—俄林—薩繆爾森模型(H-O-S)認為,商品自由貿易將實現世界范圍內生產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第三,和跨國公司全球配置資源有關,羅默(Romer)的“干中學”模型顯示,技術進步和技術外溢密切相關,即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自然輸入了技術要素。后來克魯格曼(Krugman)又論證,若引進國將外溢國的技術用于比較優勢產業,則對兩國均有利。

  不過,在上一輪全球貿易投資的迅猛進展中,也出現了由于可貿易部門(tradable)和不可貿易部門(non- tradable) 之間勞動生產率和回報差距拉大而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這為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范圍內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在這個過程中,全球政策制定者在收入分配和結構改革等方面的短視、自滿、無能和不作為是最大的罪魁。

2.關稅并非中美貿易失衡的主因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這一屆政府將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作為對華政策的起點和核心。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截至2018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4798億美元,向美國進口商品1554億美元,中美貿易順差為3244億美元。

  而根據美國普查局的數據,2018年特朗普政府開始針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但當年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卻達到歷史新高。2018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約5395億美元,向中國出口約1203億美元,中美貿易差額接近4192億美元。

  事實上,中美之間的巨額貿易差額既不意味著美國利益的損失,也不是關稅水平的結果,這其實是由一系列全球經濟金融的結構性因素和各國的宏觀因素所造成的。

  IMF(2019)測算了貿易成本、各國部門構成、宏觀因素等變量對雙邊貿易余額的影響。貿易成本變量包括關稅以及其他政策相關的成本,宏觀因素包含兩國的總產出以及總支出,各國的部門構成反映了勞動力的國際分工,這將同時影響兩國的貿易總量以及分部門的貿易情況。

  測算結果顯示(圖1),在中美雙邊貿易中,關稅等貿易成本對雙邊貿易余額的解釋度很低,遠低于宏觀因素對貿易余額的解釋度。美國在1995年至2015年的分析結果顯示,中美之間的貿易差額是宏觀因素的結果:美國國內的宏觀因素是導致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即美國的國內支出總額要遠超過其國內產出,因此美國只能從貿易伙伴那里進口商品。與美國相反,中國國內宏觀因素都是貿易順差的原因,這反映了中國的國內產出要遠大于國內支出。

  由此可見,一國的貿易失衡主要與該國在生產和消費上的行為有關,通過關稅手段來調整貿易余額的做法既沒有效果也不明智。正如中方不久前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所闡釋的那樣,中美貿易差額是儲蓄率(圖2)、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生產布局、美方出口管制和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3.全球價值鏈是各國根據稟賦優勢配置資源的結果

  在過去二十年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是基于各國比較優勢下的合理分工,有利于提高全球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消費者福利。隨著貿易成本的下降,各國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選擇生產擅長生產的商品,最終形成國際分工并分得全球產業和價值鏈上的利益。

  根據IMF基于OECD TiVA數據庫的測算(圖3),中國、韓國、德國和墨西哥等國在制造業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并在近年來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比較優勢;而英國、美國和印度等國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在高科技制造業領域,日本、韓國、德國以及墨西哥一直維持著自己的比較優勢,中國則在二十年間進步顯著,從沒有比較優勢上升至具有明顯比較優勢。

  美國政府以關稅壁壘為手段,希望推動美國已經不具競爭力的產業(例如鋼鐵制造業)回流美國,因為違背基本經濟學原理,很難奏效,即便在短期和小范圍內靠壓力和非常規政策有所成效,對長期的產業競爭力也只會有害無益。

4.關稅將損害中美兩國消費者福利

  顯然,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以及由其引起的中國反制政策都會改變中美的進出口格局(圖4、圖5),而關稅成本將轉嫁給美國消費者(圖6),降低消費者福利,甚至構成通脹壓力。IMF經濟學家歐金尼奧•切魯蒂(EugenioCerutti)等人(2019)在近期的一篇博文中指出,中美之間的緊張貿易關系不僅損害了兩國的生產商,同時也對兩國的消費者產生負面影響。在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征收三輪關稅之后,這些商品的出口增速均顯著下降。同時,雖然進口公司可能犧牲了一些利潤率,但關稅的大部分負擔仍將被轉移給消費者。根據紐約聯儲、普林斯頓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保守估計,2018年美國的關稅政策使美國消費者損失至少69億美元。

  出于對美國政府關稅政策的反制措施,中國政府也對600億美元的美國出口商品加征關稅,其中農產品是中國加征關稅的主要領域,而農業州也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主要票倉。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自關稅加征以來,明尼蘇達等美國農業州出口驟降,農民破產人數急速上升,這使得特朗普政府不得不依靠財政撥款來進行資助,進一步扭曲農產品市場。

5.美國的國內收入分配問題無法用關稅解決

  如同中方不久前發布的白皮書所引用,張智威等人(2018)通過美國政府經濟分析局(BEA)的數據進行中美兩國商業利益規模的測算,2015年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總銷售額為3720億美元,其中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子公司銷售額為232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美國銷售額為4020億美元,其中中國企業在美國的子公司銷售額僅為100億美元;2015年,在中美企業的相互銷售中,美國赤字為300億美元。這些研究表明美國在中國的商業利益要遠遠大于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并且從企業總銷售額來衡量,中美之間的不平衡已得到了修正,目前中國和美國企業各自從對方市場獲得的利益基本是對等的。

  在中國不斷對外開放市場的過程中,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全球化帶來的就業遷徙及國內利益分配不均的問題(圖7),應通過美國國內財稅政策以及結構性改革來解決。不通過稅收政策進行二次分配或出臺提高勞動者技能的結構性改革政策,而寄希望于提高關稅來解決問題,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6.關稅將對全球價值鏈產生負面影響

  在全球的科技產業價值鏈高度分工、緊密交織的背景下,美國政府試圖切斷全球產業和技術鏈分工的強制措施,不僅會嚴重影響相互依存的中美科技企業本身,更會損害全球技術價值鏈,擾動金融市場,降低全球范圍內的科技產業的資源配置效率,阻礙全球范圍內的科技創新動力。

  以華為為例,由于美國政府行政命令的要求,美國公司不能向華為供貨,也會受到商業上的損失。在這些公司中,Qorvo(威訊)受到影響的收入占比將達到10%以上,Qualcomm(高通)、Broadcom(博通)等公司受到影響的收入占比也將達到5%以上(圖8)。

  此外,IMF(2019)在今年的全球經濟展望中指出,關稅壁壘與全球價值鏈的參與程度呈反向關系,關稅壁壘上升將使全球陷入保護主義的陰影(圖9)。在過去二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的關稅壁壘都顯著下降,這帶動了各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參與度,深化了國際分工與合作,也帶動了全球經濟的發展。

  而關稅的加征將導致和加速全球價值鏈的斷裂和轉移。根據瑞銀集團(UBS)今年2月公布的一份針對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企業高管的調研報告顯示,參與調研的450位高管中有82%表示所在企業已經或者將要把部分制造業產能遷移出中國大陸(正在轉移為46%,將要轉移為36%),雖然貿易沖突不是唯一原因,但顯然加速了這一進程。

7.關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

  關稅不僅對全球價值鏈造成影響,也會對全球經濟和各個國家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IMF最新研究顯示,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局勢會導致全球經濟在2020年0.5個百分點的損失。

  事實上,隨著各國在全球價值鏈上參與度的提升,他們對關稅變化也越敏感。現今關稅上升1個百分點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遠超于1995年。對德國、韓國、中國和日本這些國家來說,由于其制造業規模龐大且和全球價值鏈深度融合,因此這些國家的GDP受關稅變化的沖擊更為顯著。

  IMF(2019)將關稅分為四類:一是上游關稅,即對上游中間品加征的關稅;二是國內保護關稅,即對會和國內產業形成競爭的進口商品征稅;三是下游關稅,即對出口商品加征的關稅;四是轉移關稅,即貿易伙伴對除特定國家和行業之外的供應商加征的關稅。當關稅上升局限于中美之間的貿易往來時,上游關稅和下游關稅對中美均造成了負面沖擊。由于中國是凈出口國,因此中國受到的下游關稅帶來的打擊要更為嚴重;美國由于從中國進口許多中間品,因此美國受到上游關稅帶來的打擊更嚴重些。

  在此基礎上,IMF還測算了在中美大規模貿易摩擦情境下,各國產出的變化。研究結果表明,當中美發生大規模貿易摩擦時,中國、美國等全球多個國家都將遭受嚴重的產出損失。

8.中國應制定怎樣的關稅政策?

  在美國加征關稅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關稅政策應當如何制定?

  從全球貿易格局的演變大趨勢來看,目前全球關稅水平處于歷史低點(圖10),發達國家的名義關稅水平低于2%,新興市場總體的名義關稅約在6%,中國2017年雖然名義關稅水平在8%以上(2018有所降低),但根據IMF的實際關稅收入來看,中國由于存在大量關稅減免,實際關稅水平(關稅收入/GDP)僅為2%,略高于美國和日本(圖11)。

  中國正在進一步擴大開放,進一步降低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針對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大部分領域逐步實現“零關稅”并非遙不可期,相反,應盡快列入規劃議程。

  (楊燕青系《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劉昕系第一財經研究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張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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